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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文艺网_写下抗击疫情铭文,是文學的责任

    [關閉本頁] 來源:中國文藝網      發布時間:2020-02-26

      灾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,与灾害抗争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考验,因此,灾害也理所当然成了文學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。

      中华大地上流传的许多神话都与灾害相关,“精卫填海”“大禹治水”“夸父逐日”反映了远古先民与灾害抗争的顽强斗志。《诗经》就有了对地震的形象描写,“烨烨震电,不宁不令,百川沸腾,山冢崒崩;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”;唐代白居易的《大水》描写了大水摧毁城池,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;宋代苏舜钦的《吴越大旱》描写了严重的旱灾引发大面积的瘟疫,死人无数;清代易翰鼎的《大雨雹》描写了咸丰六年的冰雹之灾……中国古代文學史上,这样的文字不绝如缕。

      贊美激情,也需要冷靜的審思

      在当代文學的发展脉络中,更是留存了一次次疫情笼罩下文學的激情表达。那些文字所诉求的正是文學与社会现实、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,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,文學也应投身于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,为战胜疫情投注一份文學的力量。中国作协所属单位和各地作协发出倡议,号召文學工作者展开抗疫主题文學创作,记录国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,记录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的动人事迹和无畏精神,用优秀的文學作品来激励人心、鼓舞士气。

     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學工作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,用不同的形式来记录与书写这场“战役”,创作出诗歌、散文、小小说和非虚构文學作品等大量文學作品,如陈先义的《致敬钟南山》、黄亚洲的《我只能让我的心,跟随你们去武汉》、冯光辉的《这个季节》、王学芯的《站在高楼窗口》、冯亦同的《战瘟神》、刘仁前的《最美的声音在春风里响起》等等,表现出文學工作者的情怀与担当。目前,在各种媒体平台发表的抗疫文學作品多达数十万,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,这股创作热潮还会随着疫情的持续而延续一段时间。

      我们赞美这种创作的激情,我们更需要对抗疫文學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: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时期的文學创作现象,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抗疫主题的文學作品,怎样创作更多的文學精品?毕竟,这样的审思会比激情更耐得住时间的检视、更有益于文學的发展。

      不同于常态文學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

      抗疫文學属于一种突发形态的灾害文學。面对这场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,抗疫文學集中书写了这场战役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。因此,这种伴随着突发疫情而催生的文學具有非常时期的共性,和以往写于“非典”、汶川地震、南方雪灾情形之下的灾害文學属于同一个家族,有着不同于常态文學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。

      首先,在写作题材上,抗疫文學聚焦当下现实疫情,集中讲述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。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2019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、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,号召文學创作要贴近实际,把握时代脉搏、反映社会现实。“一切有价值、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,都应该反映现实、观照现实,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、回答现实课题。”广大文學工作者立足当下抗疫的严峻现实,植根中国大地,描写抗疫战线的感人事迹,描绘出一幅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壮丽画卷。钟南山、李兰娟、张定宇、李文亮、张文宏,勇敢逆行的医务人员……这些感动亿万中国人的人物,不断出现在无数诗人的笔下,各种温暖赞美的语句纷纷涌来,表达人们对这些英雄的致敬。

      爲什麽會出現這麽多同題材甚至同題目的作品,原因有多種。

      一是创作者情动于衷有感而发的需要。面对突发的大疫大难,人们有太多的情感要倾诉,太多的理解与感悟要抒发,太多的悲伤与痛苦要抚慰,文學便成为人们宣泄的工具之一,以至于大多数创作者根本无暇顾及题材的取舍及作品的命名问题。

      二是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,一些创作者认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灾害事件,在题材上必然要优先于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,题材的等级序列预先决定了文學作品的价值。在这种创作心理的支配下,一些作者就可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灾小难,偏爱表现重大的灾害,之前的唐山大地震、“非典”、汶川地震、2008年南方雪灾时,也都是如此。

      三是大多数作者并没有机会亲临灾害现场,大多是通过报纸、電視、网络等媒体间接地获取疫情的有关信息,对那些反复报道与渲染的信息就会不约而同地格外关注,创作时难免会出现“撞车”现象。比如,很多诗歌都赞美了钟南山、李兰娟、张定宇等英雄人物,所写的内容几乎差不多,给人的感觉类似于電視新闻画面的聚焦与定格。

      爲什麽偏愛塑造英雄

      抗疫文學为什么偏爱塑造英雄?

      一是现实生活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疫防疫英雄,在病毒肆虐之际,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奔赴一线,他们的英雄事迹令人激动感佩。对此,作家在写作时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来,自然地形成于笔端。二是受古代神话救灾英雄原型的影响。远古先民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,创造了大禹治水、后羿射日、女娲补天、夸父逐日等抗击灾害的英雄神话,表现了人与灾害顽强斗争的精神。大禹、后羿、女娲、夸父这些神话英雄原型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处,历朝历代一些大的天灾中都呼唤这样的英雄出现,抗疫文學对塑造英雄人物的偏爱中显然有古代文化基因的烙印。

      其次,抗疫文學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。抗疫文學高扬现实主义精神,以抵抗的姿态积极介入当下生活,除了具有文學的审美功能之外,还具有凝聚人心、记录历史、反思灾难、进行心灵抚慰与救赎等文化功能。

      一些人对抗疫文學的评价不是太高,因为他们过多地从审美功能来考量抗疫文學的价值,看不到抗疫文學宣泄疏导悲伤、压抑情绪的积极作用,对抗疫文學的审美治疗与救赎功能存在认识盲点。

      比如,有些人对此次疫情引发的诗潮感到惊讶和不理解,对抗疫诗歌的艺术性颇有微词并喋喋不休。严峻的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,人们心中的感动、悲悯、痛苦、愤怒等感情被大大地激发起来,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,情不自禁拿起笔写下自己疫情中的感受。其中不乏“草根”诗人,他们之前可能根本就没写过诗,也没想过要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笔。促发他们写作的就是内心情感的驱动,而诗歌这一体裁短小精悍,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,是文學体裁中最适宜抒情言志的载体,于是在各种媒体的强势推动下,掀起了一股“抗疫诗潮”。

      把文學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

      這些詩歌,本質上是中華民族集體情緒的儀式化表達,宣泄了一種發自民間的群體心理情感。人們借助這些詩歌的寫作和閱讀,傳播愛心和堅強,撫慰內心的傷痛,情感得以移情和升華。

      軍旅詩人王久辛的詩作《這些高尚的人——寫給解放軍奔赴武漢抗新冠肺炎的戰友》,是此次“抗疫詩潮”中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在詩中,他以獨特的視角、敏銳的詩思、深沈的情感,讴歌了在抗擊疫情前方的戰友。“我寫詩,一貫是爲感動而寫。在動筆之前,我一直琢磨著他們身上極其珍貴、極其稀缺的東西,特別閃光。這種閃光,在平時是看不見的,他們就是平常的人,但是在大災大難面前就展現出來了。詩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。我首先是自己感動了,然後才寫了這首詩。”

      武漢詩人羅秋紅認爲:“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,寫詩的過程,是對內心抑郁的一種救贖。”龔錦明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:“寫詩對重大災難沒什麽(救援)作用,但它是支持我們的精神力量。”因此,對于疫情中的武漢詩人來說,寫詩就成爲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,詩歌成爲一種審美的救贖。羅秋紅的《一只蝙蝠跑進客廳》、龔錦明的《急需品》、余修霞的《像一首詩,蜷縮在武漢封閉的懷中》、熊曼的《聲音從這座城市消失了》,這一首首詩歌陪伴詩人度過焦慮恐慌的日子,在與他人的朗讀分享中獲得些許的溫暖。

      叶舒宪教授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探究文學的治疗功能,认为文學的发生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致幻术有潜在的关联。文學的原初功能不在于审美功能、教育功能或认识功能,而是治疗功能。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,文學内在的精神治疗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。而抗疫文學揭破了这层遮蔽,把文學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。

      用文學书写疫情,抵抗遗忘

      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,反思功能是抗疫文學的应有之义。

      面对这次疫情,很多文學作品通过以蝙蝠为书写对象,来警示人类要对自然保持敬畏,关爱保护野生动物,摈弃不良的生活习俗,避免灾害的重演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伤。2003年,“非典”时期的果子狸就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,而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,小小的蝙蝠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

     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,作为一种即时性的见证文學,抗疫文學还具有记录历史、抵抗遗忘的功能。灾害文學的记忆功能,远优于冰冷的历史档案与枯燥的数据材料,保留着无比丰富的历史细节。试想我们经历了多少大灾大难,但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东西有多少。因此,抗疫文學特别是一些非虚构的书信、日记、深度调查等所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,那些防护服下坚定的眼神、隔离的小区、封闭的道路、悲壮的逆行、呼号的哭泣,可以让我们重温苦难深重的灾难现场,时刻提醒并刺痛我们麻木的神经。

      诗人谷禾认为,诗人面对突发的公共事件,自然会以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考。“诗不仅是风花雪月,面对公共生活,有责任去介入和指证,这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价值。”作家陈启文曾说过:“对于一场罕见的巨大的灾难,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诚实的记录,我甚至希望,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成为灾难的铭文,甚至成为一部关于灾难的形象史。这是我无可逃避的责任。”用文學书写疫情,抵抗遗忘,为人类面对灾害时备足一份精神食粮,不要让这种民族苦难重现,这是每个作家都无可逃避的责任。

      (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學院教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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